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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家庭作业的真相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6日
原文链接:The Truth About Homework
原文作者:Alfie Kohn
翻 译:Francis,zhanghaizzz,Danny,lizunlong
审 校:Danny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一直以来不必要的作业是因为普遍对学习存在误解

关于教育政策的有些事明显不利于现有资料,它们具有一股反常的吸引力。庞大的学校仍然正在修建着,即使我们知道学生们更倾向于在更小的环境里生活学习,有 助于他们自己在民主人道的社区中创造。很多在当前学院理论中不及格的孩子被强迫留级重读,哪怕根据研究表明这一连串行动会使他们变得更糟。家庭作业被继续 分配下去——以未曾有过的更多数量——尽管在大多数案例中缺乏这样做是否必需或而有帮助的证据。

作业数量尺度的不一致始终没有让我搞明白,直到我为写一本新书而开始筛选研究资料。首先,我发现数十年的调查研究没有能够找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家庭作业对 小学生有益处。即使你将标准测试结果当作一项有用的测量标准,家庭作业的(或有或无,或多或少)和这一年龄段的高分数没有一致的联系。唯一展现出的结果是 那些被老师留了更多作业的学生们提出了更多负面意见。

在中学里,一些论文找到了家庭作业和测验成绩(或等级)的相互联系,但这种联系通常很小,一旦应用到更为复杂的统计控制学,还会有消失的趋向。此外,即使 产生了这种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取得较高的成绩应该归功于家庭作业。这不难想起其他关于为什么成功的学生也许会出现在留作业较多的教室里的解释,或者为什 么他们会花比同学更多的时间在写作业上。

国内和国际考试的结果提出了更多的疑问。其中一个例子是来自50个国家的94年和99年数学与科学研究(TIMSS)数据的趋势分析。研究员David Baker和Gerald Letendre几乎不能掩饰他们的惊讶,他们在去年发布了他们的结果:“不仅我们没有找到正面的关联,”而且,“国内学生的平均成绩与所留作业平均量之 间的所有联系都是负面的。”

最后,没有证据支持,家庭作业对任何年龄学生有益这一广泛被人接受的假设。认为家庭作业教会学生好的工作习惯或养成正面性格(自律,自主等)只是一个都市 传说(译注:urban myth等于urban legend,即都市传说),不过,这个现象既发生在都市,也发生在乡村。

简单的说,从任何标准看,没有理由说家庭作业剧减甚而消失能使大部分学生遭受任何损失。无论如何,美国绝大多数学校,小学、中学、公立的、私立的,还将继 续要求学生带作业回家展开第二轮工作。不但不允许批评,而且作业数量还在增长,特别是在低年级。一项大规模长时间的国家范围调查发现,报告有作业的6-8 岁儿童比例,已从1981年的34%增长至1997年的58%,每周学习时间增至2倍以上。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马里兰大学的Sandra Hofferth刚刚发布了基于2002年数据的更新。现在青少年在特殊节日有作业的比例上升至64%,在作业上花费的时间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讽刺得让 人痛苦,因为能够证明家庭作业对青少年(有益处)的证据不仅是可疑的,而且,根本就不存在。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件这样的“弊”(压力、失望、家庭冲突、占用其他活动时间、减少学习兴趣的风险)远远大于“利”的事情呢?原因也许是:缺乏对科学研究的 尊重;缺乏对孩子们的尊重(含蓄地表现在故意让他们放学以后忙个不停);不愿意质疑现行制度;以及来自“上头”的压力:更快地教更多的知识给学生,这样就 能提高成绩,就可以唱:“我们是第一名!”

这些解释看起来都有道理,但是,我认为还有某些其他原因,使我们不断地喂给孩子这种“现代鱼肝油”。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做作业对学业有好处,这就是常识。如 果找不到这些“好处”,我们也会耸耸肩过去。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们对做作业“必然”有好处的深信,却是建立在一些有关学习的最根本的错误理解之上。

让我们再思考下这个假设:家庭作业应该是有好处的,因为能够给学生更多时间掌握一个话题或技能。(很多学者主张延长教学日或学年时间,就是基于这个前提。 没错,家庭作业可被认为是最省钱的延长教学时间的办法。)不幸的是,这种理论其实是可悲地简单化了。“过去,当实验心理学家主要研究词语和无意义音节时, 当时人们认为学习效果必然依赖于学习的时间长度”,研究阅读的Richard C. Anderson和他的同事解释说:“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学东西都需要时间”这句话当然没错,但是这句话却没有多少实际价值。相反,宣称“多花时间就学得更好”就有趣得多。但是,这也是可被证明的错误观点,因为,在太多情况下,“更多的时间”并没有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

实际上,当考虑到理解力或创造力时,更多的时间似乎很少能产生更好的结果。安德森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当教育孩子们阅读应将注意力集中到课文蕴含的意义(而 非语音技巧)时,他们的学习就“不依赖指导时间的长短”了。另一组研究人员发现,学习数学也一样,用于做作业的时间与所得成绩的直接联系,只与集中于死记 硬背而非解决问题的行为与结果测量方式有直接联系。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Carole Ames指出,并不是“行为的量变”(比如要求学生花更多时间在书本和作业本上),而是“学生在评估他们自己和任务的关系,专注学习过程,和随之对学习活 动和情况的反应的质变”让孩子们学得更好。反过来说,学生的这些态度和反应,都是教师如何看待学习和他们因而如何管理课堂的结果。布置作业不太可能对这些 因素产生什么积极影响。我们也许应该说,教育不在于教师能讲授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帮助学生发现什么知识——而更多的时间并不能实现这种转变。

长期以来,一个被过分重视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家庭作业“强化”学生在教室里学习到的技能--或者不如说,他们被教会的技能。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说 “继续练习,直到你懂了为止”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练习并不必然导致理解——正如给孩子一个期限,并不相当于教孩子时间管理。说“继续练习,直到你能无意 识地做这件事情”可能才有意义。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技能需要这样一种练习才能进步呢?

答案是行为反应。成为网球高手需要大量的练习;不在球场上花大量时间练习就很难改进挥拍的技术动作。但如果把它当作证明需要大量家庭作业的例子的话,就变成了哲学家所称的“窃取论题”。它正好假设了一件本需要证明的事情,将脑力工作比作了网球运动。

这一假设类似于行为主义的衍生品,是动词“加强”的来源,也就是忽视学习的观点的来源。在20世纪20、30年代,当John B. Watson正在他那日后统治了教育界的理论时,一位名叫William Brownell不怎么有名的研究者站了出来,挑战通过不断练习来学习数学的方式,即使这种方式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如果一个人想在定量思维上 成功的话,就需要含义的支持,而不是无数的‘机械响应’”,他写道,“反复练习不会使含义得到发展。重复不会获得对事物的理解。”实际上,如果“算术变得 有意义,那么不管训练与否,它都会如此。”

长时间的研究论证强化了Brownell的洞察力,他得出“行为主义模式”是“深层的表面”(请原谅这一措辞)的结论。人们用毕生精力积极地构造世界是如 何运转的理论,然后将他们按照新的根据加以改造。大量练习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记住答案,但通常无法使其更好地思考。即使当他们通过练习终于获得了理论技 能,这种获得方式值得我们加以反省。正如心理学家Ellen Langer说过,“当我们训练自己掌握了一个特定的技能,它便成为我们自身的第二本性”,我们可以“无意识地”展示使我们受困于比理想中要少的模式和程 序的技能。

即使练习有时候是有用的,我们也并没有权利下结论说,这种类型的作业对每个学生都有用。这对那些都搞不懂自己在干什么的学生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作业让 他们觉得自己很笨;习惯以错误的方式做事情(因为真正被“加强”的是错误的假设);并且教育他们要隐瞒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同时,同一个班级的其他学生可能 已经熟练掌握了这项技能,所以继续练习对他们来说只是浪费时间。结果,你的一些学生不需要技能练习,而另外一些学生却还没掌握这个技能。

而且,就算这些练习对大多数学生有效,那也不意味着他们就要在家里练习。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找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教师们(教授不同的年级并且教学风格各有 不同),他们很少(甚至从未)觉得有必要布置家庭作业。他们中有的人不但不觉得有必要让学生在家里阅读、写作或做数学;他们还更愿意让学生在课堂上做这 些,这样就能观察、引导和和讨论这些事情。

最后,做作业的所有理论上的益处,都应该和作业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影响相比较。如果在作业本上苦干会让学生不愿阅读或思考的话,技能的一点点提高当然显得不 太值得。而且,当一项活动让人觉得是一件苦差事,学习质量也可能变糟。那么多孩子都觉得作业是一件越快搞定越好的事情,甚至是巨大的压力——这也解释了为 什么即使那些顺从地坐下来并且完成被分配的任务的学生,也不见得获得了什么学术上的优势。所有那些显示家庭作业没多少价值的研究,自然也就不那么让人意外 了。

家庭作业的支持者很少从学生的视角去看问题,而相反,孩子们被认为是被操纵的惰性对象:让他们练习,他们就会学得更好。我认为,这种视角不只是有失尊重, 或者是基于那过时的“刺激-反应”心理学,我认为这种做法更会导致事与愿违。孩子不能被迫获得能力。他们不会像自动贩卖机那样:我们放入更多作业,他们就 产出更多学习效果。

但这些错误观念在各种社区都如此流行,家长、教师、和研究者都有受它们影响。正是这些观念,让质疑平常布置作业的政策更加困难。即使我们知道这些观念都支持证据不足,但如果我们还是抱着“民间智慧”(熟能生巧;多做就有好结果)不放的话,这种认识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与此同时,我们对学习了解越多,我们可能越倾向于挑战“家庭作业是学校教育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一观点。

Stephen Downes关于learning2.0的访谈

发布时间:2007年8月28日
原文链接:Interview About Learning 2.0
原文作者:Stephen Downes
翻译:Paula
审校:danny
译文评级:Excellent★★★)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说明】本文对学习2.0进行了理论分析,有一定的深度。请读者朋友先读读最末尾这段话:“人们并不自动成为批判性或评估性读者,他们也不会自动成为某种创造的参与者。对于在教学方面有权威驱动背景的人,以及从小被告之学习等于听讲和记忆的人而 言,尤其如此。这些人需要通过实践和范例才能了解通过互动性媒体如维基百科的学习行为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种现象,可以给维基百科作贡献的 人毫无批判地引用它。有时,直到被他人指出或者(更经常地)由经验证明,这人才能看出矛盾来。” 对中国的学习者而言,这段话尤其有用。

Ido Hartogsohn写道:

*什么是learning2.0?它与e-learning1.0的区别是什么?

我在题为“E-learning2.0”的文章中文版)里曾讨论了此话题。

简言之,1.0 和 2.0之间的区别是,在1.0里学生被描述为知识和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或消费者,而在2.0里他们是知识和信息创造的积极参与者。

实际上,这个区别正是处于领先的技术体系——如学习管理系统和在线课程——与需要贡献的技术体系——如社会性网络和博客软件之间的区别。

*现在的学习和互联网以前时代的学习有什么不同?

学习过程没有改变。这就是说,互联网出现之前发生的神经活动在互联网出现之后继续发生。“学习”就是开发一个神经形态,产生相应模式识别,相应措施和承诺。这些神经结构的发展主要基于感官输入,尤其是伴有相应动作(比如“实践”)或有意识的思考(“反思”)时。

*“数字原住民的思维与老一代人的思维有什么不同?是更好呢,还是更糟,抑或只是不同而已?

很有可能,年轻一代所拥有的截然不同的经历导致了他们的神经结构与他们父母所发展的不同。从阅读到数学测试结果都能很明显地看出,年轻一代较少强调正式思维和抽象观念。同样,年轻学习者更经常接触图像,多媒体和多元信息输入流,而这会让他们比其父母更习惯于音频和视频——更具体——更有可能多任务化,将各种信息输入流汇集在一起。

说了这么多,我想挑战年轻一代是文盲这一观点(虽然传统文字方面可能是这样,比如狄更斯和奥斯汀[沙士比亚就更别提了]对他们来说好象古英语一样——我很 怀疑要是没有电影《苔丝》来引导他们,他们会怎么理解托马斯·哈代。事实上,仅仅经历了几代人,语言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从用于支持高级推理的复杂语法 和短语[这个词汇表其实非常有限]到实质上无限的每天都发生变化,也轻易承认新创造的词汇表,而这对语法要求不高。好象英语变种成了汉语,每一个想法都会有相对应的象征符号

以lolcat(大笑猫)为例。“我可以呲芝士堡(I CAN HAS CHEEZBURGER.)”(http://icanhascheezburger.com/ )这些用法都是断章取义,语法也不正确,经常全部大写,叠加在图形上,通常是猫和其他动物的图形。它们的表情非常简单,又故意扭曲,不过,lolcat却是一个完整的思想表达。“原始的”lolcat在这里:http://icanhascheezburger.com/2007/01/11/i-can-has-cheezburger/ 如果你阅读评论(我写这篇文章时一共是102条),你可以看到照片进化所表达的概念——这些猫通常被称为“快乐猫(happycat)”,暗示希望和满意,非常有趣,但同时也解释了诱惑和抑制,还解释了语法和惯用语。下面这个回应将此表达得非常到位:“egsllnt..nowz we uz da stikee ta goes to beginin n getz to see hapy kittah frum eziness!! 100+ chezbrgrz n tofubrgrz!!! =)”。看来,可以(用古英语)就lolcats写论文了。

(我曾在文章中有更多的相关说明,见http://www.downes.ca/post/72

*与教室相比,网络如何鼓励批判性思维?

网络或教室本身并不能鼓励或不鼓励批判性思维。

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应该先说明,人们对批判性思维的构成持诸多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它主要包括理解和评估实践。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可见:http://www.downes.ca/post/4

话虽如此,教育因为通常在教室进行,更倾向于展示模式,如在上面第一个问题所讨论的。这意味着存在期待学生成为信息的被动消费者这种倾向。这会与批判性推理行为产生冲突。显而易见,无数的例外肯定存在,而即使在以演示为基础的大环境中,高质量的教师也应该培养批判性思维。

在线,不需要假装只有“一种方法”来看待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读者面临无数互相矛盾的声音。即使在相对封闭的环境比如在线课程中也是如此,除了演讲者,学生还要面对其他学生的发言。为了从在线环境获得理解,亟需评估观点,识别可信的声音。

同时,在线有更多机会发表个人观点。这很快使自己的观点暴露于其他作者的观点与评判之下,而这些都会展示批判性评估的原则,甚至是恶意批判——比如对作者的人身攻击,故意曲解作者原文,或偷梁换柱——也可以为批判性推理提供客观教训,因为作者将理解被不公正地指责是什么滋味。当然有些人——通常被称为“找骂的人”——从不超越这个低级的推理。但是,正如人们所说,例外能反证规律。

*意义建构(meaning making)是什么?网络浏览者与以前的人们学习方式有何不同?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意义建构”是在把理解或信息放进一个视角,观点或世界观之中。换言之,某事物的“意义建构”是展示或理解某样事物如何帮助一个人理解世界,如何为此作出贡献。在此基本意思之外,“意义建构”这一话题充满了争论,充满了对“意义”一词的矛盾描述。

“意义”一词有着语义根源。“意义”一词通常用于单词。“意义”的概念是一种事物——该单词,或该“符号”——代表或表示另外一种东西——“含义”。

单词可以通过无数方式获得意义。塔斯基理论(该理论构成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把词语的意义固定在该词语所指代的东西上。“只有在雪是白的情况下,‘雪是白的’才成立”这一著名短语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所以,句子的“含义”构成了句子成立的条件。把这个拓展开来,它就成了该理论——称为“证实主义”——即单词的含义构成了句子真理建立的过程。

但是单词(或句子)的含义可以延伸到单词所直接指代的含义之外。弗雷格通过区分意义指代来解释该概念。有些作家谈到指代(即一个单词所指代,或指示的东西)和(即一个词让你想到什么,或者一个词与什么相关)。这种区分对于理解比喻是必须的。如果严格按照指代来理解,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要么毫无意义,要么完全错误,不过要是按照比喻来理解,那么就很可能成立。

不论哪种情况,都假设单词的意思和实际中事情的状况有紧密关联。这个概念是,没有相应的事情状态,单词从字面意义讲,毫无意义。实际上,这通过理解我们如何描述世界来为理解世界开一条路。虽然逻辑实证主义者愿意接受有些人说的话(具体说比如牧师和精神疗法家)从字面看“没有意义”这一说法,而有些人却不愿意相信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言论是空穴来风,因此,他们寻找世界的更大意义,通过这来理解我们对世界表达的含义。

这种方法历史悠久,源自笛卡尔(他说“我思,故我在”)等人,又从康德到胡塞尔到乔姆斯基,乔利用刺激贫乏论来假定人类大脑中存在生成性语法能力——他在语言中找到的意义,可以或者不可以表达关于世界的真理,然而不可避免地表达了自我的真理(因此,也就是关于世界的真理)。

而这种传统让作家们将意义的范围扩大到语义范围。正如语言有时可以构成行为(与JL·奥斯汀和言语行为相比较),同理,行为可以具有意义。有时一个行为 ——比如保护,禁食或自我牺牲——可以是象征性的,而其他行为(跨越冻结的湖面,意味着冰很厚)可以是字面意义的或指代的。同样,这也允许我们给图片、物体、艺术品和生活本身赋予意义。只有此时,人们才经常从语义的角度表达某样事物的“意义”,即使用了文字。这种“意义建构”意味着某种编码或展示过程—— “真理”在于理解表达。

这一切都以有意的行为表现出来,在人与创造的“意义”(含义成分较少)之间存在分割。它创造了要么(现代主义者)“世界-陈述-自我”,要么(后现代主义者)“自我-陈述-世界”(在后者中,“世界”是个选择性而且高度个性化的结构)的层级结构。这些实体之间的关系是有组织,有逻辑(或者,至少是可以理解 的,虽然需要一些过程,比如说批评,才能变得符合逻辑、句法正确而且正式。因此,*建构*意义的想法——不论大家如何看待,不论是现代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意义不可能只简单地*存在*。

在在线思考中这可能崩溃。如果不断追问,大家可能会说“世界”和“自我”是结构,是我们创造出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东西。这正是Danah Boyd等作家看待MySpace等东西的观点,或者他们看见大家在旧的MUD世界或今天的3D版本,第二人生和魔兽世界里尝试各种身份时所说的。我们的行为,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创造可能是有意的,但是我们不建构意义,我们*培养*它或(更好点)我们*成为*它。最近对无实质体经历的模拟工作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我们怎么能够创造一种我们并非自我,而是其他事物的体验?怎么可以呢?除非我们的存在是自己所创造的。

我们不是有结构、符合句法的动物。我们创造的句子既不能代表世界,也不能由世界上的事情状态所代表。我们通过非句子、通过具体比喻如lolcat来获得更清晰的表达。这些东西并不“代表”任何东西,它们就是——它们的意义是独立的,只要它们对观众有代表性价值,它就能唤起原本存在于他们自己脑海里的连接网络的一部分。Lolcat是一个合成整体,唤起不同人的不同的理解,通过认知(哦,是的,我的猫有着一模一样的表情),含义有机增长,而不是被创造或被建 构。

我想,越来越多的模仿“建构意义”的过程会被大家想到,同时也被网络新生代当作“赝品”和“冒牌货”而被放弃(就象企业博客被当作“赝品”或“冒牌货”一样)。

*在信息时代,学习如何学习的重要性何在?

这种重要性就好象会游泳(能够在水流中驾驶自如)和只会漂浮(由水支撑)。

能够学习可以让一个人设定自己的方向。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但不限于那个世界)中,这非常重要。否则,就必须依赖老师所教的内容,这也就把自己交到了老师的手中,无法设定自己的人生方向或道路。

人们通常把“有能力学习”描述为应付变化的必要策略。可它并不是。

人们可以(而且经常)随变化而变化。有时,这个很有效,有时却无效。但是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们——生存下来。有能力学习非关生存。它关乎自由。它关乎能够选择何时何地随变化而变化。它不但让你适应,也让你说“不”,还可以创造其他人将适应的新环境。

*从博客和社会性网络学习与从书本学习有什么不同?

第一,书本代表单一的合成的声音。它(就它所试图代表但并不能代表的多重观点而言)把各种思想融合为单一确定的表达,是那种表达的传播。我们可以与书本互动(通过记笔记,给作者写信,与朋友讨论),但是无法在多形态多角度下看同一个观点。与书本谈话如与一个人谈话(一个无情的、讲逻辑的人,象斯波克先生一 样酷的人)。相比而言,从博客和社会性网络学习的过程将呈现多(而且经常矛盾的)观点视角。没有融合、合并的内容不会被处理成一个连续均匀分布的整体。如果有合成(也可能没有,因为读者可以选择认同某一特别的视角,我们称之为“追捧者”),那么则取决于读者。

第二,书本是一种逻辑语法结构,是对某种非线性的具体事物(比如世界)以抽象的方式所做出的线性表达。因此,书本不仅是在表述某种观点,而且它表述的观点是建立在一系列已被思维抽象处理过、已具有普适性的事例之上的。比如,一本描述“戴帽子的猫回来了”的书实际上表述的只是一只以概念的方式戴着概念中的帽子的概念中的猫。而这个“戴帽子的猫”的“回来”也是一种抽象的、具普适性的“回来”。这就是为什么书要配上图片,这样就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具像化了。不 过,在日益增多的上下文语境中,通过这种抽象结构进行的表达被认为是多余的,往往会被当作阻碍而不是促进我们对某样事物的理解。互联网代表了抽象的普适性 的衰退,代表了非限定性表达的衰退——因此,也代表了在普适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发展于斯、取决于斯的各种表达方式的衰退。Lolcat并非普适性的东 西,这大家都能理解,它不过是个好玩的图片而已。

*超文本学习例如浏览维基百科来学习如何呢?这与读书有什么不同?这种学习体验的优势与劣势分别是什么?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点,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在于,如果必要,阅读维基百科的读者有能力(也有义务)在任何时候修改文本。

话虽如此,我还想就维基百科已经慢慢发展出两种贡献者的排他群体进行评论,即作贡献的“作者”群体和删除贡献的“监督者”群体。最近新添的文章“删除旗” 功能以相关性、完整性、重要性等为基础,这个功能产生了以下情景:百科全书是通过参考(外界)权威来建立的,而不是由作者有机创造。维基百科的主人应该重新考虑(或者维基百科的作者应该分道扬镳)。

除了阅读文本,创造文本的能力把读者带入了“这句话可能错误”(或者误导,或者词不达意,不明确,有攻击性等等)的视角,对每句话都如此。它把权力的平衡从写作内容转移到阅读者上,把内容状态从“知识”或“信息”改变为“视角”或“观点”。一个有知识的人不可能仅把维基文章当作“演示”来接受。读者——即使他或她不做任何改变——已经成为内容创造的积极参与者。

我应该指出这种视角是需要学习的。人们并不自动成为批判性或评估性读者,他们也不会自动成为某种创造的参与者。对于在教学方面有权威驱动背景的人,以及从小被告之学习等于听讲和记忆的人而言,尤其如此。这些人需要通过实践和范例才能了解通过互动性媒体如维基百科的学习行为非常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种现象,可以给维基百科作贡献的人毫无批判地引用它。有时,直到被他人指出或者(更经常地)由经验证明,这人才能看出矛盾来。


图解“人的行为绩效”

发布时间:2007年10月11日
原文链接:The human performance landscape
原文作者:Jay Cross
翻 译:Paula
审 校:danny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看上去,我和Ray Sims走的是类似的道路。Ray已经贴了关于知识管理图表。他问读者的智力模型与他自己的一致呢还是不同。

知识管理、组织发展、学习和其他绩效改善者各自为营,Ray对此感到不满,我也有同感。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旧方法在今天的现实中不合时宜。盲人摸象的比喻对当前的情况依然适用:

盲人摸象

如果你并没有这么做,那么在看我的图示之前,你可以看看Ray的图

可能我的观点含糊不清,不过我根本不理解Ray那张图,让我感觉象各种工具、过程、技术和内容乱七八糟放在一起。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我尝试做了一副不同的图表:

学习与生活

我迅速解释一下:

学习和生活在彼此靠拢。如果你躺在家中的床上,睡梦中灵光一闪,那是工作吗?如果你工作中的谈判技巧课程挽救了你的婚姻,这属于什么领域?我把学习定义为在与你相关的环境中成功。这取决于互动无法预测但又相互连接的巨大网络,所以我用了云状图而不是流程图。

为了满足我们的目的,学习/生活是关于人的事情。我需要把人放进图中,因为没有人,技术就好象森林里倒下却无人听到的树。

我们人类不是理性的生物,我们看不到外面究竟有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期望看到的东西。你和我看不到相同的现实。伙计们,当你挖掘得足够深时,你会发现真实世界是一束围绕巨大开放空间旋转的超微波或粒子。人们不是直接学习,他们总是通过偏见和过滤器的迷雾来学习。(这就是那个人周围黄色的保护层。)

网络描述的是个体体察到的人与周围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论是感知还是真实的。这是一种双向作用。我们的改变会影响他人。学习是共同创造,你和我共同丰富了我们的理解。与他人的谈话是值得关注的高带宽连接,这是多通道的,还能彼此响应,这就放大了它们所传输的信息。

内容是了解我们和他人知道什么的途径之一。它也许是集体发现的成果。也许是记住不要去碰热火炉。也可能是Google或更有可能是妈妈告诉我的东西。一个人的了解的过程就是另一个人的内容。内容的边界很模糊,在我的模型中,通常包括网站、科学图书馆、内部网、搜索结果、分类法、地图、课程、口述故事、商业智能和电子学习等等。

学习、讲故事、社区、课堂、谈话、绩效支持和社会性网络是内容流动的通道。

也有外部变化,即我们用以标记时间流逝的新事件和新想法的流动。有时我们能感受到差别,不过通常我们都会遗忘。不论我的大脑对现实扭曲的能力有多强,一天饭不吃,我依然会饿得发慌。变化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虽然一种模式可能在纸上表现为静态,但是图片中所有内容都在连续流动。这就象一张正在进行中的赛跑的模糊化照片一样。

万物皆流动。我的现实是现在晚了,我,已经累了:)

顺从,文化与教育理念

发布时间:2006年6月10日
原文链接:Conformity, Culture and Conceptions of Education
原文作者:Doug Belshaw
翻 译:Paula
审 校:Yesen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暑假里其他人都有所放松,而我的生活却更忙碌,虽然我已经找到了明年的工作,不需要辛苦地填申请表,写求职信,但为了教育博士学位,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同时我在改AS-level(译注:A-LEVEL考试的第一级,A-LEVEL是英国举办的大学入学考试)历史试卷。这个早上我在进行研究工作时,遇到了一些内容,激发我思考教师、中产阶级文化以及顺从问题。

在我刚获得教师合格证的那一年,我的学生是些来自诺丁汉郡社会-经济最低层的学生。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并不接受我的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理想,而我自己也怀疑起自己到底有什么资格,竟然要把这些理想强加给他们?我当时从未质疑过教育机构中的那些人所做的隐而不宣的价值判断,即中产阶级的文化可能不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背景的学生们所向往的。因此,依据学生们是否顺从中产阶级教育理念来对学生进行评判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正好读到这篇对Keddie的文章(1971年)所做的出色总结。文章谈到,Keddie……

……认为虽然教师们承诺因材施教,反对按能力分类…….教师们还是按照学术理想和学生们的不同能力来判断学生。而且,他们的课堂教学以传输为主导,所以,为了”学习”,学生们不得不采纳老师的观点。以这种方式顺从,并且被老师看做更接近理想学生概念的是尖子生,而差生则挑战老师的观点,相应地被老师称为笨学生。

(Atkinson, Delamont & Hammersley, 《量化研究传统》(in M. Hammersley (ed.), 《教育研究:当前问题》,OUP, 1993) p.23-24)

社会凝聚力和某种程度的顺从当然是我们通过国家高压政治教育年轻人的部分原因。但是我们必须质疑把顺从本身看做有益的行为。走进教室,看到学生们都安静地坐在课桌前写字,可能会给学校管理者或(未启蒙的)家长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我想说,许多不同课程已经证明,这并不会带来最佳学习效果。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去明年即将工作的学校参观时感到很欣慰,因为我看到学生们显然很开心,除了更传统的教学方法之外,他们通过戏剧,亲手操作的实验和信息通讯技术来学习。当然,纪律是任何管理有效的学校之核心,但是我们不必奖励听话和顺服更甚于学习,毕竟,学生上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

这意味着摈弃校园文化的传统观念。在当今多元文化和个性化社会中,兑现对教育所做的坚定承诺的方法是让它与每个学习者的生活和背景相关。虽然听上去好象空想一样,但就基础层面而言,就是放弃你对学生的期望。他们应该穿校服吗?如果应该,目的是什么?所有学生每天都应该到校吗?为什么?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仅限于16岁学生?高级补充程度考试呢?在学校里什么样的责任可以转交给学生?什么应该被阻止?为什么?(关于此方面更多内容,请参见Clarence Fisher的教室变迁wiki–特别是逆向思维页面……)

当我们因为不同意学生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标准而拒绝他们的声音时,我们拒绝了他们的发言权。我将用Willis于1977年所著的《学做工》一书的总结来结束本文,该书讲述的是现代学校里12个”工人阶级子女”:

Willis认为这些学生身上培养出了与学校相对立的反主流文化,这种文化以他们父辈在工厂所经历的工人阶级文化为根基。然而,这种校园反主流文化并非厂房文化的简单衍生物,它是”工人阶级子女”对学校体验的创造性回应。Willis认为在某些方面这种反主流文化”穿透”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另一些方面它被意识形态所扭曲。此外,这种反文化的作用并非引导他们进一步去挑战社会,而是让工人阶级子女为在工厂上班做好准备,这一点很讽刺。但是,Willis不认为这是反主流文化的必要结果,并却采用激进的教学法,将反主流文化中含糊不清的观点发展成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挑战。

(Atkinson, Delamont & Hammersley, 《量化研究传统》(in M. Hammersley (ed.), 《教育研究:当前问题》,OUP, 1993) p. 24)

我不打算计划挑战资本主义–不论怎样,至少还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它质疑任何认为学校环境影响力更胜家庭环境的模式。虽然大多数情况可能是这样,可这并非我们在做宏观观察时可以采用的假设,对不对?

学校即节点

发布时间:2007年9月27
原文链接:http://weblogg-ed.com/2007/school-as-node/
原文作者:Will Richardson

翻 译:Paula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我在我的tab里开了George Siemens的“壶,罐和其他类似小东西”一贴,现在已有三周了。随着我不断点击,反复阅读,反复思考,这篇文章已经深入到我的脑海里。(顺便提一句,这是火狐狸的标签浏览和章节管理带来的有趣变化,不是吗?)

George写道:

我们正处在教育真正变化的时刻(从小学到高中,大学,甚至企业培训)。我们(教育博客社区)还在挥舞着变化的指挥棒,但是如果我们无法想象更广阔的体制变化前景,我们会发现自己把指挥棒递给了别人。”

所以,“想象更广阔的体制变化前景”这句话让我(再次)回到了我们一直在此谈话中尝试的变化。从工具和“平坦”到开始真正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清晰地用不同方式阐明学校模型和体制的这一步。在这个讨论中,好象产生了两大自然阵营,一派说如果不完全摧毁现有模式,改革几近不可能,另一派则认为我们已经在改革当前结构了,已经存在可能为我们指路的进步学校模型。我处于各种原因,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方向。我承认我对桌面上的整个讨论没有任何背景知识,对进步学校改革运动的了解微乎其微,还处于迎头赶上阶段。而我自己的两个孩子也在这种亟许待改革的体制中(不仅是局部体制)。打破模式对他们而言没有用(除非我们决定把他们排除在体制之外),而且,坦白说,我认为未来数十年也不会有激进的民众愿意打破该体制。而我也同样不相信学校会有意及时在某些方面改进而不是重新来过。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教育界工作了15年之后准备离开,最近他说,“我们所了解的教育体制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略微有所改变,对此我不抱希望。”顺便说一句,他才三十多岁。

看,我是个作家。我用比喻思考。当George说我们需要体制变化的广阔前景,我的思绪开始寻找词语以便把该前景在脑海里拼凑起来。随着我不断沉思这些问题,如何用最好的方法重新理顺我的思维方式,探讨学校,这样才能让我思考和讨论学校的“更广阔的前景”,我的思绪回到NCTAFTom Carroll上个月在未来学院讲座上的发言,当时我也参加了该讲座。我现在不确定他是否记得自己曾这么说,因为那只是就教育未来的冗长回答中的几个字而已,不过在那个答复中他说到“……学校即节点……”

我把那个记下来了。

我想,大多数人还是把学校看作孩子们学习的那个地方。我知道对我而言的确是那样。没错,在操场,大街上,车里等等地方都可以产生许多非正式学习。但是“真正”的学习,重要的东西还是在学校。那是我一生的学习中心,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知道我妈妈就是那样认为的。你去学校学习,因为那是知识所在地。如果老师和学校够好,他们会帮你理解为什么知识很重要。而那种“幻象”很多年来都很有效。很简单,也很连贯。

问题是,现在这种“幻象”不再有用了。学校不是知识存在的唯一地方。知识无处不在。你不一定非要上学才能得到知识。现在,由于知识不再陷于某个时间或地点,知识属于背景环境,再也不是一刀切了。教室里30个孩子需要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学习相同的东西这个想法不再有任何意义。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不能继续把学校当作知识和学习的中心。其实,我们应该开始把学校当作个人学习和教育的华丽帷幕上的一部分。

(图中文字:网络比节点更强大。)

当作一个节点。

认真地把学校当作更广阔的个人学习环境中的节点,这种想法改变学校存在目的的观念。它不会削弱学校的角色,但它会重组学校,我认为它强调了应该强调的东西:帮助学生创造、编辑并参与自己的学习网络。(多么好的理念)。如果我们把学校当作学生学习如何学习的地方,在他们小的时候,学校可以是中心,但当他们离开我们时,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巨大有效的学习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学校和学校教育只是一个节点?在其中,我们已经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培养和维持这些网络来为他们长期服务?在其中,我们告诉他们如何用安全,道德又有效的方法调节这些连接?我们作为教育者和体制的角色无疑会从内容传输转变为建造并支持每个学习者的独特旅程。这也挑战我们重新思考如何衡量学生所学内容的方式。这是非常关键的工作,传统学校结构的外衣其实可能将这项工作做得相当不错。

但是,正如Hugh的超级精彩绘画所示,我们还需要付出诸多努力才能产生那样的结果。

所以,不论怎样,某个星期二早晨,为了评论,攻击,挑刺,辱骂等来自网络节点的任何东西,思绪万千。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考虑,不过,这里的重组和一些话语正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至少是现在。

(题外话,在对此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想象学校在我目前的学习实践中看上去是什么样的节点。跟随Twitter上的“学校”,或者在我的聚合器上阅读“学校”馈赠,或者在Facebook上把“学校”当作好友添加,所有这些乍一看有点奇怪,这要么意味着整条思维线索很奇怪,要么意味着现在学校在我所处的个人学习网络中的角色是多么不合适。)

节奏法

发表时间:2006年11月24日
原文链接:
Rhythm method
原文作者:丹·罗素(
Dan Russell )
翻译:Liaoqihao
审校:danny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cardiacwavesmall1.jpg

生命以律动的方式延续着:如果生命失去了它的基本节奏,就意味着生命已经消逝。

除此之外,律动的意义体现出时间是我们做几乎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如沟通,生活,甚或学会如何使用软件。

一个事例阐明了这个观点……

几年前,当我研究教师在教室教授日语的方式时,花了大量的时间观看教学实况录像。如果你也曾花时间学习过另一种语言,你知道这将会是许多的练习和口语训练。这是教学的基本部分;你需要擅长听说不同的词形,这就要求老师和学生大量地来回互动。

我花了几小时分析教学录像,在频繁地倒带和前进中结束了分析。通过视频监视器用2倍速或者3倍速观看了许多的日语教学实况后,我想说,当你观看着这些教学 过程飞掠过视频监视器时,会发现有一种令人惊奇的规律在教室里跳动。老师提示,学生们回答;……老师再提示,学生再回答……循环往复。

教学中这个出乎意料的规律引起了我的好奇,我非常仔细研究了其中一个教学经过,并记录下每个提示和每个回应,标注时间编码,然后把他们绘成一个图表。让我惊奇的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来回交互难以置信的有规律——在我的图表上每个结果显示出规律的间隔点。

我发现语言教学有一个节奏:一个来来回回的律动使教学趋于正常。我立刻注意到,在我的分析里无论何时律动遭受不足一、两秒的打扰,那就会是课堂被一些事情打断的时候——一个学生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或者老师开始进行教学的另一个部分。

不幸地,探索课堂节奏的构造不是我当时的研究主题,因此我把这归档到“日后思考的有趣素材”下,安排进我的研究中。

最让我完全着迷的是,教学中难以置信的规律性和交互作用的结构。这种规律和结构也会出现在另外一些交互作用框架中吗?

几年后,我在霍尔(Edward T. Hall)的《生命的舞蹈》(Dance of Life)一书中找到了完美的印证。霍尔是一位人类学家,把观察人们在时空中如何交往当作一种职业。在这本书中他不仅表达了人们会话的节奏如何互锁,而且也表达了人们如何走得更近和离得更远,以及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如何有效地舞动。

就在最近,我着眼于人们做研究问卷的节奏。你瞧!一个相似的模式出现了:如果你观察某些人做研究的用时规律,你可以看到惊人的模式——什么时候提交答卷,问卷间多长用时和每一天与另外的一天十分相似。

尽管不常被察觉,但总有惊人的节奏出现在人们的行为中,甚至包括他们对软件的使用中。这个观点在波·贝戈乐(Bo Begole),约翰·唐(John Tang)和鲁斯克·希尔(Roscoe Hill)的论文《节奏模型:可视化和应用》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

这些发现对我们有何帮助呢?这促使我来问你一个问题,我亲爱的读者。在你的工作中你看到过什么样的节奏模式?我们的读者,激情用户们(译注:本文发表在著名blog “ Creating Passionate Users” 中)有一个良好工作的节奏,并感到愉快吗?希望你也去记录事情自然发展的时间。你发现人们在使用软件中有趣的重复模式了吗?仅仅每天使用某物是无趣的,但是你可能看到别的跳动规律,节奏和律动远远不同于平常。你认为这如何?节奏是一件好的事情或者有迹象表明事情变得机械了?节奏是 涌流(flow)体验(译注:flow/涌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参见此链接)的一部分,或者是它带来的一种结果呢?


数字原住民,山地人和开拓者

发布时间:20061123
原文链接:
Digital Natives, Mountain Men and Pioneers
原文作者:Doug Belshaw
翻译:Paula
审校:yesen
工作组织:
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本博的忠实读者无疑已经注意到了我相当喜欢用比喻。我一直在思考“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这种两分法,我以前觉得这个分类不恰当(《“数字原住民”与“数字移民”错误两分法之我见》),因此下面我将尝试拓展这个比喻,好让它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应用,并且真正有意义……

目前,我正给10年级的学生上《美国西部》,所以午餐时间我给他们播放斯蒂芬·斯皮尔伯格的经典迷你系列片《西部风云》。我坚信早已有人对那些“为土地而战”的人按照不同团体、不同年龄群体/不同代进行过比较了。无论如何,下面是我自己所做的比较……

最近,《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不灵光的计算机》)附和了我对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之间过于整齐的切割的担心。Philip Beadle写道:

最近有记者说,有数字原住民(他们生长在信息通讯技术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和数字移民(对无法信任的移动电话嗤之以鼻,因为移动电话不遵守他们的命令)之分。其实,我们中有不少人却介于2者之间,有点能力哄骗你的爷爷,不过这点本事一下就能被20多岁的年轻人看穿。”

从我这样的历史和信息通讯技术教师的角度看,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范围相差很大。有些中产阶级16岁左右的孩子除了MSN信息之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想提议的是,把我的一些经历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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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美洲原住民

我们别顾左右而言它:学校所做的是代表国家强迫年轻人以特定方式学习。而且很不幸,他们所学的实际上正位于Kathy Sierra那个卓越的Venn-左侧。年轻人,象美洲原住民一样,在我们这些教育者到来之前,一直是自己学习环境中的居住者。如果我们让他们改变与世界互动的方式,最好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将来他们才是在数字世界里居住的人。

 

山地人

有些教育者——他们与学生调谐——力图用学生的语言与他们沟通,并且理解他们的部分文化。正如一路往美国西部开拓的“山地人”,他们为其他教育者(哦,是那些愿意听的人)展示如何与数字美洲原住民沟通。他们为两组人建立了桥梁,教别人讲这种语言,解释风俗习惯,促使双向理解。可惜的是,这样的人太少了。

 

开拓者

最初的开拓者为何西进,有许多原因——财富,运气,“见证命运”,宗教,逃脱惩罚——同样,教育者决定追随山地人的踪迹的原因也有很多。问题是许多“开拓者”并不真正讲数字美洲原住民的语言,因为他们只知道山地人和各种宣传所说。虽然他们宣称欢迎原住民,理解原住民,实际上他们并不信任原住民,对他们充满怀疑。结果,很快开拓者和数字原住民就起了冲突。由于开拓者有重量级的支持(美国军队),只有一方有可能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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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

了解美国西进运动的人都知道,由于蓄意破坏和屠宰赚钱,曾经在北美大草原上游荡的水牛群被赶尽杀绝。美国军队支持这样做,他们的侦察兵(翻译)经常醉醺醺的,对原住民存在偏见。对数字美洲原住民也是如此:现在,言行不一的管理者正如那时的美国军队。通讯方式——博客,维基和其他各种用于教育目的的网站/工具——被他们关断,“为了他们自身安全”。

结论

很不幸,这看上去对数字美洲原住民不利。没错,他们中间有人会在“保留区”(私立学校,小众的教育机构)找到自己的天然沟通方式和学习方式,但是主流学校不幸会成为尝试整合学习方式、偏好和千禧代象征主义沟通方式的牺牲品。其实,我们需要教育革命。我刚参加完一个会议,与会者都认为需要改变现状,但是他们只愿意对工作计划进行极其有限的改变。我们需要改变,而且不是修修补补,而是翻天覆地。我们需要革命!

我用Yochai Benkler的评论来结束本文:

现在,我们居住在网络化的社会中。数字信息技术,网络化信息生产经济,网络化谈话的社会惯例让个人在文化和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作用起了质的变化。社区以与大众媒体未曾体验的方式聚合,我们创造什么,如何创造,如何销售都需要截然不同的方式。

由于技术变化,我们开始看到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改变,这可能会使我们如何创造作为自治个人、公民、文化和社会团体成员所占有的信息环境发生激进变化。 现在说“互联网革命”似乎已经过时了,在有些学术圈里,这简直是幼稚。但是,事情本不该如此。网络化信息环境带来的变化非常深刻。是结构性的。它触及了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近两个世纪共同发展的根基。”

这个比喻还需要完善——谁是从南方来的被解放的黑奴?谁是西班牙人?墨西哥人?快马邮递的工人?这个我留给别人来完成……

更多数字原住民/数字移民的原始划分,请参见MarkPrensky.com

 

【相关阅读】: 数字难民和桥梁

数字难民和桥梁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20日
原文链接:Digital refugees and bridges
原文作者:Wesley Fryer
翻译:Paula
中文制图:Lizunlong
工作组织:益学会>教育中文翻译

Mark Prensky因其2001年的一篇文章在教育技术圈里颇有名气:《数字原住民(居民),数字移民》(PDF版本)。把自然而然使用技术的年轻人称为“数字原住民”,把大多数成年人以及大学中学的教师领导归为数字景观里的“移民”,这样的词汇表有助于理解分离界定各代学习者的分界线。

除了“原住民”和“移民”之外,可能需要一个词。我们可能需要认识到我们中间存在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更适合划分在“数字难民”而非数字移民类。上周四我为Tulsa公立学校做播客工作室时,图书馆员Barbara McCrary说许多教师本人可能会选择“难民”营而非移民身份。我同意她的说法。今晚我创建了下图来说明并扩充这个观点:

digital-refugees.jpg

 

这些群组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定义:

原住民:在数字时代成长的学生,他们易如反掌地吸收了数字工具和通讯方法。

移民:社会(和学校)里年纪较大的成人,他们成长时没有数字技术工具的陪伴,但是他们努力“学习该语言”,与周围的原住民有效沟通。有些移民思想开放,接受“本土方式”,但更多人抵制变化。

难民:社会上选择逃离而不是融入本土 文化的老年人。数字难民通常觉得在有威胁性又危险的环境中迷失自己,把自己当成无家可归者。他们已经选择逃跑而不是维持移民身份,甚至可能积极反对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目标和利益。影响难民的是恐惧心理及不仅要抵制而且还要积极反对变化,否定环境已经改变,并且无视它的这种顽固念头。

桥梁: 数字桥梁既不是真正的原住民,也不是完全的数字移民。同脚踩两世纪的千禧世代一样,桥梁既有原住民也有移民的特性。因此,数字桥梁与这两组都可以相对有效地沟通。
身份不确定者:这些人还没有决定他们适合哪一组,或者他们想适合哪一组。他们可能是移民或难民,但还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和/或群组身份偏好。

你是否认识任何“数字难民”?我想许多我们称之为“落后者”的教育者和领导可能更适合“数字难民”营,而不是“数字移民”类。我觉得他们在这两组中的身份实属选择问题。

David Warlick已向我们提出挑战,“不要象移民,要开始象原住民那样行动。”然而,我们到底应该为数字难民做些什么——尤其是,当他们可能会组成我们的校委会,成为我们学区管理团队?你怎么看呢?

[Infinite Thinking Machine 文章]